您把本雅明·布冬称作「马戏团的怪胎」，语气锋利如刀。然而，请您原谅一个年轻作者的执拗——我必须向您道谢，因为您无意之间，替我把这部小说最动人的钥匙交到了读者手中。
是的，本雅明·布冬就是一个「怪胎」，他生来便披着八十岁的皱纹与斑白的胎发闯进人世。
您以为这是对人伦的冒犯，我却要说，正因他是怪胎，才比任何循规蹈矩的婴孩更能照见我们所谓的「常态」之下的深渊。
在这块被不测的命运反复锻打过的土地上，怪胎的啼哭比圣婴的啼哭更能震撼我们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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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医学院的标本室里，有无数未长成的「怪胎」：脊骨分裂的、心脏外露的、颅骨塌陷的。凝视他们时，每个人都会屏住呼吸——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敬畏——原来自然在创造生命时，也会失手。
然而，正是这些失手，让年轻的医学生第一次看清，所谓「正常」不过是无数差错中恰好被保存下来的一种。倘若没有这些标本，我们或许终其一生都会把生命视作理所当然，把「应当如此」当「必然如此」。
「生而苍老」的本雅明·布冬，替我们省略了走向衰老的漫长程序，把「向死而生」的残酷在出生的一瞬间推至眼前。您称他「怪胎」，却忘了所有人类最终都会成为这样的怪胎，只是大多数人是被岁月缓缓揉皱，而他不过被命运提早体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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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马戏团——您是否想过，巴黎的冬日里，那些临时搭起的帆布棚子何以总围着密密匝匝的穷人。他们付两苏，不只是为了看侏儒或巨人，更是为了在惊骇与怜悯之间重新确认自己的「完整」。
只是有人以嘲笑掩饰，有人以硬币赎买，有人悄悄落泪。嘲笑者看见了自己的冷酷，落泪者看见了自己的慈悲——就像文学原本就该让麻木者惊醒，让骄矜者低头，让温柔者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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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自巴士底狱倒塌那日起，便惯于在废墟上审问自身。我们的父辈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又在皇帝的鹰旗下重新下跪；他们曾把圣像扔进塞纳河，又在圣母院的回声中痛哭。
如此反复，岂不正是一场长达九十载的怪胎秀？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段畸形历史诞下的怪胎，带着旧制度的胎记与革命的伤疤，却还要在第三共和国的晨曦里佯装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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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说文学应追求「真善美」——我无意反驳这神圣的三位一体，只想追问：真，是否只容得下匀称的五官？善，是否只眷顾健康的四肢？美，是否在畸形面前必然转身离去？倘若如此，那幺美也太怯懦，善也太市侩，真也太贫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