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妇女解放无疑是一个光辉的议题，毕竞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下，妇女和孩童往往是最弱势的一方。
最早是法国启蒙思想家马奎斯·孔多塞在1790年发表的《论承认妇女公民权》中，他首次从天赋人权和理性的角度系统论证：既然女性拥有同样的理性能力，就应享有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及受教育权。这是首次在公共政治领域明确提出妇女政治权利。
但在旧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框架下，这一理想显然只能是在曲折中前进，等到了乔治·桑那，她用自己的言行以及自己的小说将相关议题更为广泛地带到了大众面前，而俄国文学家们也是在这一时期翻译和引进乔治·桑的作品，并且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别林斯基便接受了乔治·桑小说的新道德观念，他在《1841年俄罗斯文学》中说：“在崇高精神方面，女人有着和男人平等的权利并同等地参与其中………
但时代在进步，思想在运动，野蛮习俗开始撼动：女性已意识到自己的人权，并用卓越的业绩向高傲的男人证实，她就是上天的女儿，正如他是上天的儿子……天才的乔治·桑的名字还有谁不知道呢？”而在俄国，在一代又一代民主主义者和民粹派的宣传鼓动下，俄国女性具有极其强烈的反抗专制主义的精神，她们认为：“平等问题的前提是现存体制垮台，并把推翻现存制度当作首要任务。”于是到了1870年，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激进的革命家是妇女，像比较知名的“人民意志党”，其执行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是女性。
其中最为知名的便是苏菲亚·利沃夫娜·佩罗夫斯卡娅，尽管她家是圣彼得堡的百年世家，曾祖是伊莉莎白女皇之夫的侄儿，祖父和父亲都官至高官的高位，但她依旧成了革命党人，并且组织参与了将亚历山大二世送上天的刺杀案中。
关于她的故事后来还被梁启超写成了传记，在青年中影响甚大，以至于鲁迅都回忆道：“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现在的国货的作品中，还常有“苏菲’一类的名字，那渊源就在此。”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别林斯基在刚看完《厨娘出嫁》这篇小说后，便颇为高兴地对米哈伊尔说道：“米哈伊尔，在我们俄国，像这样的小说可谓是少之又少，而像你这样有着莫大的影响力的作家会写这样的作品就更少了，你还在继续拓宽我们俄国的文学领域。
像这样的小说应当被更多的姑娘们读到，即便现实总是难以违背，但倘若能据此对婚姻多上几分审视，或许总能给他们提供一点帮助。而只说这个故事本身的话，乍一看稍显平淡，但却莫名的有一股力量，让人很难将它忘掉了！
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涅朵奇卡》也很好，我总算是能理解你为什幺总是毫无保留地推崇他了，我现在就要为你们写评论！”
就这样，别林斯基一下子写了两篇热情洋溢的文学评论，然后一起刊登在了最新一期的《现代人》上。由于这篇小说可谓是米哈伊尔回到俄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正式作品，因此引起的关注和讨论也是空前的，而在《厨娘出嫁》这篇小说当中，一些思想在后世都毫不过时，在相对传统和保守的俄国社会，显然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诧异和议论。
这些议论有好有坏，但目前来说仍处于发酵阶段，而米哈伊尔暂时也没怎关注这些声音，对于米哈伊尔来说，他正怀着一种奇妙的心情等待着接下来的一场聚会的到来。
关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这三位作家，由于他们大致处于同一个时代，因此难免会听到对方的名字乃至跟对方有所交集。
按照原本的历史的话，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要在1855年才通过《现代人》这一平台第一次产生交集，不过这次交集并不算愉快，年轻的托尔斯泰相当敏感和暴躁，只要别人一触及到他敏感的地方，他就要提出反对的意见，并且语言尖酸刻薄，常常令别人难堪。
大了托尔斯泰十岁的屠格涅夫如此说道：“我几乎和托尔斯泰吵翻了，这个混蛋年轻人。”比较核心的一个争论便是有关莎士比亚的作品，屠格涅夫无比推崇莎士比亚，年轻的托尔斯泰则觉得莎士比亚写的很垃圾，当然，托尔斯泰并非哗众取宠，他终生都觉得莎士比亚写的很垃圾。
在这之后，两人的关系时好时坏，等到1862年左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两人来到了好友费特的家中，然后偶然间聊到了教育问题，屠格涅夫对自己女儿的教育问题很重视，聊着聊着老屠也有些高兴的吹了起来，说他要求女儿每个月给慈善机构捐一笔款，还要求女儿为穷人补衣服。
就在这时，看不惯贵族虚伪的教育和慈善的托尔斯泰“噗嗤”一声冷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