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两旁的店铺，虽大多还开着门，却门可罗雀，掌柜的或伙计无精打采地靠在门框上，望着空荡荡的街面发呆。
原本熙熙攘攘的人流不见了，偶尔有几个行人，也是步履匆匆，面色凝重，仿佛身后有催债的跟着。连昔日响彻街道、象征着效率与忙碌的自行车铃铛声，也稀疏得如同旷野中的鸟鸣。
这场经济危机的破坏力，远超最初的预料。天津卫的支柱—数以百计的大小纺织作坊，几乎全部陷入了停产状态。
仓库里堆满了无人问津的棉布，像一座座沉默的雪山，压得作坊主们喘不过气。银行和钱庄的催款单雪片般飞来，停工在家的工匠们则眼巴巴地等着东家发放拖欠的工钱以购买米粮。
然而东西卖不出去，资金无法回笼，作坊主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除了欲哭无泪，便是四处奔走，寻求那几乎不存在的转机。
这些工厂的困境，迅速传导至金融系统。尤其是为它们提供血液的中小钱庄，首先被拖垮。
殷洲商社这家巨头的破产，更是对天津经济生态的致命一击。它如同一棵被伐倒的巨树，砸垮了树下依赖其生存的无数藤蔓。与之相关的船运、码头搬运、
钢铁，纺织等上下游产业纷纷受到牵连。
订单被取消，计划建造的海船无限期搁置，基建项目所需的钢材也被大量退货。连锁反应之下，连一向红火的钢铁厂和造船厂，也开始被迫给工匠们「放长假」，或者减少工时，降低薪水。
更令人心悸的是，这场危机的范围并非局限于天津一隅，而是迅速扩散，而后四通八达的电报网络，将坏消息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京城。
这场经济危机的规模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大家本以为会像10年前金融危机快速平复。
但现实却是危机不但没有被平复，反而从天津开始，波及到民朝所有的地方O
万国博览会之后，民朝经济火热，民朝的资本跟着这场博览会出海，投资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当时钱庄的东家把头资海外看的太简单了，以为可以复制民朝投资的经历，建设基础设施，新建工业区，建设作坊赚钱，收取利息，而后重复这个过程，扩大营业的规模。
但从殷洲运河商社和苏伊士运河商社工程进度远远落后预期事情发生之后。
民朝的投资人发现他们所谓的新市场，开拓起来极其艰难，基本上就没有几个是按照原定计划。顺利展开的都在本地遇到地头蛇的阻碍，封建地主敲诈的行会帮会，当地的黑帮地痞流氓，总之，想要在当地搞建设总是各种意外的事件，导致工程进度远远落后预期，开支急剧增大。
许多钱庄的东家忽然意识到，明朝可能只有一个，像南中这些连铁路都建不明白的国家才是常态，许多投资根本无法产生预期的回报不说，甚至有可能亏的血本无归。
随着大量的财报披露，股民和钱庄信心崩溃如同雪崩。投资者疯狂抛售南中南洋建设债券和作坊股票股价暴跌。
由于许多钱庄的资金都深陷于这些南中，南洋，天竺等地的开发，工程不如预期，资产大幅缩水。消息传开，引发了的钱庄挤兑风潮。
先是广东、扬州等南方重要的股票交易，因为有大量的钱庄和投资客，投资了南中，南洋天竺等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相继崩盘，大量依靠投机海外建设债券和风险投资的钱庄遭遇挤兑潮，纷纷倒闭。
这些钱庄的倒闭，又抽干了南方无数依赖贷款维持运营的作坊的最后一口气。江南经济的动荡，很快波及到相对稳健的长安股票市场，上市企业股价大跌，北方钱庄出于自保，也开始恐慌性地收紧银根，催收贷款，这无异于给已然虚弱的关中、山西等地经济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商品价格开始了断崖式的下跌，由于需求极度萎缩，棉布、生丝、羊毛基础的仿制品，煤炭、生铁，水泥砖头等主要工业品和原材料价格一落千丈。市场上充斥着抛售的恐慌，但接盘者寥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