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还有一个版面是和《重民报》辩论何为民本的文章。《重民报》一开始就是对標《大同报》的甚至有想要把《大同报》踩死的想法，米脂虽大，但却难容两方报刊。
恰好，这一期的《大同报》上刊登了一篇由刘永撰写的名为《何为民本》的文章。
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刘永受徐晨的启发，再结合自己在大同工业区的亲身实践感悟而写成的。在文章里，刘永提出的核心论点是：农固然是民本之基，但工商產业同样不可忽视，亦是民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一切能够增加天下財富的劳动，皆可算作民本的范畴，算是重商主义。在后世这样的观点或许已是人尽皆知的常识，毕竟工商在经济体系里，本就是重要的第二產业。
然而在这个时代，这样的观点却近乎大逆不道。虽说当下不少士大夫也涉足商业，可在他们內心深处，依旧严格遵循著儒家传统道德观念。
在他们眼中，商贾工匠之流，皆是败坏社会风气、干扰圣王教化的“害群之马”，犹如垃圾一般，是需要加以整治处理的。在传统的观念里，商贾向来被视作末等之业，任何试图挑战“士农工商”这一传统阶层秩序的行为，统统被视为离经叛道的邪门歪道。
批驳大同社的重商理论，是重民报重要任务之一，他们也因此快速铺开，但因为太学术，重民报也难以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