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公的上一道新政政令，是什幺时候？
熙丰五年！
没错，熙丰五年。
那一年，中枢颁布了两道具有长远影响的政令一推行种植棉花，以及半免费教育。
不过，或许是时运不济的缘故。
自此以后，天下政令都在以「稳」为主，真正意义上的新政政令，却是再也未曾颁下。
其中，熙丰六年主要是涉及到了大一统。
大军北上，两国对垒，以大局为重，一切都得为大一统让步。
自然，熙丰六年没有新政。
就算是偶尔有一些特殊的政令，也仅仅是小型政令，都是在以往政令的基础上予以修正，而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型政令。
熙丰七年，理论上是有机会推行新政的。
然而，不巧的在于，先帝龙体有恙。
为了托付江山，大相公主动自贬致仕，变法的唯一核心没了！
往后，便是连着一年半左右的自贬，以及先帝的一干葬仪。
如此一来，也就到了熙丰九年。
甚至，就连熙丰九年都已过半。
粗略一算，上一次推行新政，俨然已有整整四年。
四年了！
终于有新政了。
文书传下，五位内阁大学士，皆是一脸的严肃，郑重传阅。
文书为江昭手书，并不算长。
其核心政令，就集中于一点—一土地改革。
准确的说，主要是为了以政令的方式，缓解土地兼并的若干重大问题。
土地兼并！
本质上，其实就是地主、豪强通过强占、巧取等手段，将自耕农的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不过，这种状况，对于一个正常国家来说，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农民没了田，无非两条路：
沦为流民，亦或是沦为佃户。
而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
沦为流民，也就等于是没了生路，唯有造反，亦或是自生自灭。
沦为佃户，可能开头的一两年还好。
但，地主是贪婪的，大都会一点一点的拔高租金。
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地主，根本就不知道「竭泽而渔」的道理。
亦或是，这些地主根本就没将佃户也视作为「人」。
反正，他们会将租金拔得很高。
偶尔一些狠一点的，甚至能达到一年产粮的七成左右。
为了租田，交给地主七成，还得上交官府。
百姓手中，又何来的粮食？
要是一不小心有了点小天灾，那可就被逼到了绝路。
没了生路，怎幺办？
造反！
无论是流民，亦或是佃户，最终都只有一条路—造反！
这样的做法，注定不利于社稷安宁，江山稳固。
这，其实也就是封建王朝亡国灭种的核心缘由之一。
古往今来，不乏能人志士，也都察觉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为此，以往的时代，但凡涉及与土地兼并相关的事宜，朝廷都会予以禁止。
或为限田制，或为均田制，或为王田制。
秦、汉、晋、隋、唐，皆是如此。
唯有大周是例外！
自秦汉以来，已有千余年。
大周，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不禁止土地兼并的王朝！
自太祖皇帝始，朝廷就有共识：「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为自然规律，仅通过核定田产、规范赋税以维持统治，朝廷并不插手有关之事。
也即，偏向于自由买卖。
从理论上讲，权贵能买田，百姓自然也能买田，并借此跨越阶级。
嗯只能说，有点过于理想。
在客观公正的条件下，「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的确是自然规律。
但问题在于，这是封建时代。
抢占、压迫、黑恶势力，可谓屡见不鲜。
平民百姓，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下翻身，实在是太过艰难。
反之，逆天改命的机会低，佃户自然是没有任何兼并土地的机会。
所谓的「不禁止土地兼并」政策，自然也就成了权贵阶级的东西。
这也就使得，大周几乎是完全放弃了对土地兼并的行政干预。
而结果就是，兼并集中之盛，远超前代，胜过往昔。
一样是王朝中期。
西汉年间，土地兼并率大致是百分之四十左右。
东汉年间，土地兼并率大致是百分之五十左右。
晋、隋、唐年间，也基本上维持在百分之五十以下。
大周不一样。
名义上，大周的土地兼并率，仅仅是百分之三十几。
但，清丈土地，让中枢得到了真实的与兼并相关的数据。
百分之七十，以上！
十人之中，有七人都是佃户。
就是这幺恐怖。
逢此状况，江大相公实在是不得不插手了。
否则，不说是亡国之象，却也相差不大。
为此，江昭准备适当缓解土地兼并造成的若干问题。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涨租。
一旦丰收，地主就见风使舵，上涨租金。
可一旦欠收，地主却一点也不减租金，甚至涨得更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