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第一项为京运银，共计二十万四千九百两。”
“这之中，有十二万八千两由太仓银库直接拨付。”
“另外七万七千两，则是由河东、长芦、山东三地盐政运司，将盐引变卖折银输送。”
所谓盐价银，是说有些盐场，因为地理位置缘故，商人是不喜欢来取盐的，更不要说为了获取这些盐场的盐而运粮输边了。
因此，这些地方的盐引，通常就直接发卖变价，给钱就能拿，也就是所谓的盐价银。
山东、河东（山西）以及长芦的部分地方，就属于这种盐场。
而像两淮、两浙这种水网密布，河运发达的盐场，其食盐就十分紧俏，是要开中纳粮，获得勘合仓钞才能兑换盐引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佐证此时南北海运确实不太发达，因为山东的海滨盐场居然也被嫌弃。）郭允厚继续往下：
“第二项，其来源则是两淮、长芦的开中盐引，其中两淮盐引九万七千引，长芦盐引四万七千五百二十五引。”
“按两淮0.5两/引，长芦0.2两/引，折银测算，则总计此项是五万八千二百两。”这种直接开中的盐引，按律是必须要商人切实向边镇运输粮食，才能购买的。
但是……边政败坏，运多还是运少，那可太不好说了。
朱由检是看过一些案例的。
有些边将，拿着区区一百石粮食，在军镇和商人之间循环发卖，直接空手套白狼，对应换走了好几份盐引。
更不要说，一张盐引，到底对应多少粮食，这个数额，也是频繁被上下其手了。
郭允厚继续往下念：
“其三，则是民运银。主要来自山西本省、北直隶顺天府、保定府、延庆州、保安州。”
“此项目前皆收折色银，共计七十八万四千五百两。乃是宣府军饷账面上的最大来源。”
郭允厚顿了顿，并没有说出后半句。
说是最大来源，其实也是最惨的来源。
今天这会议的目标是定预算框架，不是追责地方治理。
所以郭允厚并没有多说。
事实上，在他们清点的天启七年的账册上，这项占大头的民运银，实际收缴率连七成都不到了。“其四，则是都司屯田。本色粮与折色银加起来，共计十七万八千两。”
“其中本色粮十三万七千石，按加征脚价后，折银计算，是十五万四千六百两。直接收折色银的部分，则是两万三千两。”
屯田的状况，其实比民运银还要惨。
民运银好歹还能收上来七成，屯田的征收，往往连五成都不到。
这并不是说当地的屯田都荒废了。
事实上，军屯被将领私自外佃、军屯隐匿改做民田等破事层出不穷，这些田地，大部分还是继续在出产粮食的。
只是不再为大明的财税系统作贡献罢了。
别的不说……孙传庭，还特地写信回去告诫了一下自己的家族，抓紧把田地清理一下，不要牵连到他呢。
这也是为什么开中法逐渐崩溃的当下，朝廷发往边镇的军饷，却仍然大部分是白银。
这是因为地方边镇，在市场上，仍然是有粮食可以购买的。
只是这种粮食供给与消费的平衡，越来越脆弱，很难承受真正的大灾风险。
郭允厚最后用木棍点了点表格的最后两行：
“最后，客兵这项较为简单。”
“其中太仓京运银，十七万一千两。两淮、长芦开中盐引七万引，折价两万七千两。”
“两者相加，共计十九万七千六百两。”
（附图，宣府一个军镇，在天启七年大概的总体粮饷数额，事实上到崇祯元年还又再多了十几万两。）一口气汇报完所有数据，郭允厚放下木棍，转过身，面向御座，深深拱手一礼。
郭允厚放下木棍，转过身，面向御座，做着最后的总结：
“自清查以来，陛下耳提面命，多次指点方向。”
（永昌元年预算方案_第九版，对此点赞*）
“户部这才能跨过多方，诸多繁杂账目不断细化，归并一总。”
“再加上同僚各方竭力，夙兴夜寐、锱铢对校，我等才终于得以一览这边镇账目的全局。”郭允厚深深拱手，躬身一拜：
“臣恳请陛下，以此宣府账册为模板，推行于大明九边诸镇及北方六省。”
“并严令各州府县、各边军镇，抓紧呈报账册，并治以考成。”
“期以一年为限，户部便可为陛下，观华北于掌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