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眼下朝廷已经取缔了征东军司，重新接管了兗州与豫州，与此前只有河南、滎阳两郡的侷促情形相比，形势已经大为改善。洛阳固然重要，但那又如何呢？天子、皇后仍在身边，司马乂大可以將其丟给征西军司，迁都许昌。而后继续固守成皋关、鄂阪关等要地，待禁军休整完毕，兗、豫二州兵力作为后继，夺回洛阳，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罢了。
其余人也多持此看法，尤其是此时司马乂与刘羡的矛盾濒临公开化，军队內部都不稳定的情况下，更应该先避战拒战。
但朝堂中也有另一股看法，如高密王司马略便进言说：“洛阳，国都也，宗庙血食之所在，社稷根基之所在。若不战而走，天下必谓我军畏战，继而非殿下而隆河间。到那时，人心一变，强弱之势转也，诸州各生异心，將士改换门面，又將如何呢？须知董卓之乱天下，便起自於弃洛阳而守长安啊！”
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时至今日，朝廷的权威仍然是与洛阳绑定的。一旦朝廷失去了洛阳，本就不强的朝廷威望，又將落於何处呢？眼下平叛情形略有好转，可一旦丟下了洛阳，是否会导致江南的努力前功尽弃了呢？司马乂不得不做此考虑。
他来回衡量其中利弊，还是更偏向於迎战的。毕竟根据此前的情报来看，西军的兵力並不算强盛，和禁军不过相当，兵器甲仗也是平平，並不如禁军精良，尤其是敌军主帅张方，更非西军中闻名的宿將。虽然禁军疲惫了一些，可从种种因素来看，优势还是站在禁军一方，获胜的把握就算没有八九成，至少也有六七成。
唯一让司马乂深思的，便是士气问题。他將刘羡拔擢为太尉，解除其兵权，將其架空，对军中士气到底会有一些影响。可这个影响有多深，他难以把控。
最后还是司空司马越私言道：“殿下，松滋公才刚刚晋升太尉，若此时不战，军中將如何议论过往功劳？”
言下之意是提醒司马乂，这是他独领禁军的第一战，若是此时避战，军中必会將过往的功劳都归结於刘羡，而腹誹司马乂无能。那司马乂试图整顿禁军、重申权威的想法，自然也將遥遥无期了。
也正是这句话，促使司马乂下定决心，率军返回洛阳迎战。
不过在迎战之前，他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內，完成对手头事务的处理。
虽然眼下还没有迁都，但司马乂还是做了迁都的准备，先取缔征东军司，转而打算在许昌建立河南行台，先將皇太子司马覃留置此处，然后以朱虚公刘暾转任大都督，灵州公傅祗为尚书僕射，西华公荀藩为车骑將军，吴王司马晏为东中郎將，四人负责整顿二州民务，接应禁军补给。
然后是削除刘羡对禁军的影响力，此前刘羡在洛阳时，安排的部分军官，包括傅畅、郗鉴、桓彝在內的前司隶府成员，全都被转入太尉府，担任参谋閒职，而不是直接参与军事。腾出来的部分军官位置，则由诸王府瓜分，以此来儘可能减小解除刘羡兵权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