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七月，刘羡得知率军袭扰关中，攻打长安，张方又向司马顒来信。他声称愿意提兵返回关中，主动为司马顒削平叛逆。司马顒自是不许，即使带兵返回长安，与刘羡做对峙，依然留下了一万军队驻防在潼关，就是为了提防张方入关。
不过，通过一些从洛阳逃出的逃卒，司马顒也陆陆续续了解到，张方近来处於断粮的窘境。他没有把事情做绝，而是传信张方说：“若实在无粮可用，可暂时取食於弘农。”言下之意，还是继续维持了与张方的君臣关係。为此，他可以暂时令张方驻军弘农郡。
事实上，洛阳之役后，张方获封弘农郡公，他就食弘农郡，本就是名正言顺。张方自不会推辞，当即就率大军开进弘农，仅留少量兵力固守洛阳。而经此一事后，张方更是对司马顒歌功颂德，似乎之前的齟齬从未发生过。甚至还向长安上报说：有乡人在洛水中发现了一块白玉做成的玉璽，上刻有“文明载德”的字样。未久，就遣使將此璽送至长安，以表忠心。
司马顒字“文载”，璽中上“文载”下“明德”，这无疑又是一件劝进的杰作。司马顒收到此璽，自是对张方的使者又怒斥了一番，表明绝无此心。可他又不忍將此璽弃置，最后將使者打发后，还是將白璽藏在了臥室里。
在双方关係缓和的前提下，如今关中的战事已经持续近三月，征西军司面对刘羡，却始终败多胜少。渐渐地，在征西军司的军官中，渐渐传出一股呼声，就是仍希望张方回来领兵。毕竟，就目前来看，和刘羡的正面交锋中，张方是唯一一名能做到不落下风，甚至是全面压制的將领。
对於这种风潮，司马顒的態度是极为明確的：即使与张方的关係出现缓和，张方仍然极不可信。若是让他入关，张方趁机窃取兵权，那就不可复製了。
即使在陈仓战败后，司马顒仍然持有这种態度。但打到这个地步，阎鼎终於坐不住了，他终於改变態度，私下去王府拜见河间王，並郑重其事地向司马顒提及此事，说道：“殿下，看来，要对付刘羡，非得起用张方不可了。”
司马顒自是不许，但阎鼎却分析道：“殿下，刘羡乃是刘备之后，西蜀，又是蜀汉之故地。自蜀灭后，蜀人咸思其主，至今立有昭帝庙、武侯祠。如今刘羡身旁又有李盛、何攀相辅佐，他若入蜀，民心在他。我敢断定，李雄虽是一时人杰，也绝不是刘羡对手！不须两三年，刘羡必定击败李雄，占据全蜀。”
“到那时，他整顿兵马，西连张轨，再次兵临长安城下。他做得诸葛亮，殿下做得宣皇帝吗？”
说到这，阎鼎对司马顒郑重道：“殿下，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过几日，一旦放虎归山，我们谁人可敌？只有张方。”
只有张方，这四个字如同一记重槌，令司马顒胸口沉闷。
他用毛笔敲击著桌案上的口笔洗，良久不语。阎鼎知道，河间王定然是在担心张方在军中的影响力，若是再如此下去，征西军司恐怕是只知张方，而不知他司马顒了。可若是真如阎鼎所料，放刘羡入蜀，並且重新復国，不仅自己顏面尽失，將来也不好抵御。该如何从中平衡利弊呢？
他將烦闷告知阎鼎后，阎鼎露出早知如此的神情，低声道：“殿下，这並不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