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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5章 拉人入伙

送走邓玘后,邓阳不敢怠慢,立刻提笔修书一封,准备派人送往成都。

密信中,他不仅详述了邓玘来访的经过、其麾下川军的悲惨境况、以及邓玘言语间流露出的怨望和求助;

同时他也在末尾,着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邓玘及其部众军心涣散,生存压力极大,再加上思乡心切,导致这部明军对朝廷离心离德,有拉拢策反的可能。

恳请汉王定夺。

用火漆仔细封好密信后,邓阳召来心腹,并令其趁夜立刻出发,经米仓道送往成都,面呈汉王。

而几乎是同一时间,被困在石泉县城里的高迎祥,也往成都送出了一封密信。

高迎祥很无奈,他原本计划从附近的荔枝道南下入川,但城外却偏偏驻扎了一支明军,挡住了他的退路。

黑水峪一战后,孙传庭的精心伏击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让他变得畏手畏脚。

尤其是城下这部明军,每天只会朝城头上放两炮,毫无战意。

可明军越是故弄玄虚,高迎祥心里就越没底,生怕出城再遭到明军埋伏,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万般无奈下,高迎祥也只好亲自提笔写信,向江瀚求援。

他的意思,是想江瀚出兵佯攻,吸引明军注意,好让自己趁机溜走。

就这样,两波信使一前一后,沿着米仓古道悄然南下,进入了保宁府地界,星夜兼程赶往成都府。

此时,时间已经进入了深秋。

四川各个府县的秋收工作基本已经结束,田野间只剩下一片宁静。

而整个四川上下,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最后一件大事上——秋闱。

与之前在保宁府举行的、带有临时性质的考试不同。

这次秋闱,是江瀚立制后举行的全省范围的大考,旨在从生员中选拔举人。

按照学部主事王承弼制定的章程,秋闱定在了九月十日。

而且数月前,各州县已经下发通知,明确考试范围并给出了参考书目。

其中大量加入了像《农政全书》、《齐民要术》、《九章算术》等实用学问。

这段时间里,四川境内有意仕途的学子们,无一不卯足了劲,日夜钻研这些对他们颇为陌生的“杂书”。

这次参加考试的,不仅有秀才,而且还包括了一批大明的举人。

这些举人需要通过这场考试,才能将身份从“大明举人”转变为“新科举人”。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进一步参加来年的春闱会试,考取进士功名。

然而,与报考的秀才数量相比,参加这次秋闱的举人却少得可怜。

除了一些老顽固之外,这次四川省内参加乡试的举人仅有二十一位,而秀才则有三千八百余人。

造成这种悬殊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乡试和院试难度不同外,战乱造成的影响也很大。

尤其是此前席卷川中的“除五蠹”,更是从物理意义上消灭了一批大明的举人。

所谓“五蠹”,其中重要一蠹便是“学蠹”,即那些倚仗功名特权、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士子举人。

举人,作为官绅与平民的实际分界线,享受的优免特权远胜秀才。

有明一代,举人可免除均徭、民壮、驿传等重役及其相关费用。

虽然理论上仍然需要缴纳田赋,但绝大多数举人都会通过“诡寄”(将田产寄于他人名下)、“分”(将田产分散登记以低于起征点)等手段进行规避。

再加上包揽诉讼、接受投献土地等,一个举人的年收入可高达数百两、上千两银子。

(这段都被审核了,有点离谱)

因此,在之前的造反活动中,四川各地的举人老爷们几乎都成了重点盯防的对象。

不是被愤怒的百姓们捣毁宅院、抄家灭族,就是被罚没田产家财,一夜之间跌落云端,任其自生自灭。

甚至后来,一些相对清白的举人、秀才之家也受到了波及。

虽然后来江瀚及时派兵制止,但造成的影响却持续到了今天。

不少幸存下来的,或者其他州县听说此事举人和秀才,都对江瀚的新政权充满了疑虑、恐惧甚至是敌视。

所以这次秋闱,整个四川报名参加考试的举人和秀才,只有不到四千人。

而对于这种局面,江瀚也并没有太在意。

在他眼中,这些旧式文人大多思想僵化,除八股制艺外别无长处,本就是急待淘汰的对象。

一些老顽固,更是要被扫进故纸堆的垃圾。

他所寄予厚望的,正是在成都西郊新设立的“天府书院”。

那里推行的,是他精心规划的新式教育体系,强调儒学为体,实学为用,这才是未来的教育模式。

只要书院第一期试点成功,他便会下令在全川推广,逐步取代旧的儒学教育体系。

并且,对于这次秋闱,江瀚不仅更换了考试内容,同时也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制度调整。

他下令取消了录取名额的限制。

在以往的大明朝科举体系中,各级考试都有严格的录取名额限制。

以四川省乡试为例,在崇祯年间,每科录取的举人名额通常仅有六十五人左右。

而会试就更少了,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三百人左右,才能考中进士。

四川所属的“中卷”地区,通常只分配了十几个名额左右。

这与庞大的考生基数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导致了极其残酷的竞争。

范进中举虽然是文学创作,但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朝廷之所以需要设定名额限制,则是出于几点考量:

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控制官僚队伍的规模,保证科举功名的“稀缺性”和“含金量”。

朝廷对官僚系统的职位空缺是有大致预估的,录取名额与官缺数量大致匹配,也能避免产生过多的候任官员造成滞留和管理难题。

而明廷实行的分地域、定额录取的政策,也能很好地平衡不同地域间的政治利益,维系广大疆域的稳定和统一。

通过科举名额分配,明朝将各地方精英统统纳入中央体系,缓解了地域矛盾。

但是,江瀚这次取消名额限制,背后的考量却截然不同。

首先第一点,便是迫切的人才需求。

四川经历战火,虽然现在初步稳定,但仍然有不少官位空缺了出来。

不少明廷官员殉国,所以江瀚急需大量受过教育、能处理实际政务的人才填充各级官府。

同时,取消名额限制,那就意味着只要考生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即可通过考试。

这为更多出身寒微、但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提供了上升通道,有助于打破旧官僚集团对地方官场的垄断。

最后,也是为了引导学风。

通过大幅增加录取人数,并配以注重实学的考试内容,大力引导四川学子的读书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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