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邓玘立刻下令，让营中士兵们乔装打扮，将这六千斤熟盐分几批，偷偷运往府城周边各州县售卖。
四川井盐成本低，质量好，当初在广元县买回来的价格是一两银子四十斤。
而这批盐，运到汉中的价格则是高了不少，市面上大概是一两银子三十斤，利润空间不小。
邓玘原本还想让邓阳帮忙销售，但却被邓阳以“避免混淆财物”为由婉拒了。
邓阳只是提了个小建议，让邓玘把价格再稍微降低一点，薄利多销，这样才能更快回拢资金，进行下一次走私。
这个建议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邓玘自然也就从善如流，开始在汉中府周边降价卖私盐。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邓阳就等着他降价呢。
私盐这个行业，自古以来都是暴利，尤其是现在战乱年间，价格更是一年比一年高。
就种暴利行业，怎么可能没人经营。
突然涌入市场的低价私盐，瞬间引起了汉中几家大户的注意。
这几家大户不是别人，正是瑞王府和汉中的知府、同知等一干官员。
明代实行的是盐引制度，导致了盐业专卖的利润极其丰厚。
而藩王作为特权阶层，往往能从皇帝手里获得大量盐引，直接参与盐利分配。
就拿瑞王朱常浩来说，他虽然不直接管理盐务，但他的王府通过占窝、转卖盐引、入股盐商等方式，攫取着巨额的盐利。
而汉中的地方官员，则是审批盐引、加征盐税，暗中纵容或者参与走私等方式，从中分一杯羹。
他们不仅掌握这明面上的官盐交易，同时也是黑市私盐最大的东家。
俗话说，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
邓玘这六千斤私盐虽然不多，但胜在质优价廉。
所以一经出现，就迅速挤压了原本的官盐和私盐市场，使得瑞王府和汉中府官员们的灰色收入锐减。
正当瑞王朱常浩和知府王在台为此大发雷霆，下令严查私盐来源时。
两封分别从勉县和南郑送来的匿名检举信，就“及时”地出现在了他们的案头。
信中明确指出，贩卖私盐者，正是那位屡次请粮饷不至、曾纵兵扰民、如今正驻军同沟寺的四川副总兵邓玘！
得知竟然是邓玘这个武夫在捣鬼，朱常浩和王在台勃然大怒：
“好你个丘八！朝廷屡欠粮饷，你不想着克勤克俭，为国分忧，竟敢私下贩卖私盐，中饱私囊！”
“你想干什么？”
“积聚钱粮，收买军心，莫非想拥兵自重不成？！”
盛怒之下，他们立刻联名向陕西巡抚孙传庭上书，强烈要求孙传庭彻查邓玘贩运私盐、扰乱盐法之罪。
而此时，孙传庭也正在气头上。
他之前严令汉中明军围剿高迎祥，结果三路兵马阳奉阴违，最终让高迎祥溜之大吉。
尤其是这个邓玘，竟以“缺粮无饷，恐士卒鼓噪生事”为由拒绝出兵。
孙传庭起初还信以为真，体谅其困难，甚至打算等来年屯田稍有起色，就优先拨付一些粮草给他。
万万没想到，邓玘一边喊着缺饷，一边竟然搞来大批私盐牟利！
这简直是公然欺瞒上官，藐视法纪！
孙传庭大怒，立刻发了封措辞极严厉的公文，申饬邓玘；
并勒令其立即停止一切私盐交易，听候查处，否则定将据实上奏朝廷，严惩不贷！
与此同时，汉中府各级官员也纷纷发力，以“整顿官课、缉拿盐枭”为名，下令在各关卡要道严查私盐。
一时间，整个汉中府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更有甚者，直接将查缉公文派人送到了邓玘的军营，其中的警告意味不言而喻。
各方压力劈头盖脸砸来，刚刚还在为挣到粮饷，而沾沾自喜的邓玘瞬间慌了。
他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自己只想找点外快，给麾下这帮兄弟们发点粮米度日。
怎么突然就惹怒了整个汉中府的官场？
来自上级的责问，同僚的排挤、乃至藩王的指控，这些从四面八方袭来的深切恶意，让邓玘感到手脚冰凉。
尤其是孙传庭那封措辞严厉的公函，更是让他隐约间，看见了诏狱在向自己招手。
这种被整个体制针对和抛弃的恐惧感，让他本能地想要抓住最近的救命稻草——结拜兄弟邓阳。
为此邓玘甚至下令，将营地挪到了勉县附近，紧挨着邓阳的驻地。
仿佛离得近些，就能多几分安全感。
而这，恰恰是邓阳计划中关键的一环，通过外部压力，彻底切断邓玘对朝廷官府的幻想，逼他向自己靠拢。
可正当邓阳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准备进一步策反时，一个不速之客却突然打乱了他的节奏。
(本章完)
